党的二十大报告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报告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列入新时代十年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之一；不但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文化发展新任务中，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重要领域，而且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强调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由此可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领域，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

一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门洞开，西学东渐。欧风美雨之下，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了近代转型。在此过程中，既有历史性的进步，也有毁灭性的打击，更多的则是新旧缠杂、中西掺合、曲折繁复的缓慢演进。20世纪是中国文化遭受西方文明冲击最为严重的时期。局势之变，对以农业文明为根基的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产生巨大影响，重要的变化有如社会变革造成的宗法制和族长的消亡，耕作技术改良促进的生产方式改变，物质丰富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外力进入带来的乡村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的改变，人口流动打破村庄封闭格局形成了多姓杂居，乡绅阶层的消失，城乡二元的耕读分离，邻里乡情的日渐淡薄，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断地打破着、消解着传统农业社会原有的秩序和规则。

老传统、旧经验渐行渐远，如何释怀？当下生活纷繁多样，怎般应对？固守的社会秩序、熟悉的行为准则，都处于不断的分崩离析之中，而新的精神家园尚未形成，归向何处？是特立独行地坚守自我以示“古典风”，还是融会新知地包容前行展现“时代性”？具体如何践行？标准怎么把握？很多的问号从历史走到今天，尚无定论；很多的问号则还刚刚提出，有待实践回答。所有这些，都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一个变动剧烈、转型期特征鲜明的社会形态。面对新的环境，困惑与迷茫在所难免。物质层面的变化容易适应，而精神层面的困境往往难以打破。游荡的灵魂需要安家，情感的寄寓需要引导，足可依凭、归属的新型精神世界，亟待建立。处于变动、甚至是消解过程中的文明传统，急需利用自身优秀的、合理的、可生性的传统资源和要素，通过与现代观念和需求的结合，融会新知，出陈翻新，重建新规则、新秩序，完成自我更新发展。

民国时期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马一浮等学者积极探寻儒家学说当代价值、大力呼吁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的国学热潮，都是文化觉醒、文化自救的自觉行为，都体现出了一代中国人所具有的民族理想、文化情怀和社会担当。

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得到鲜明彰显。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熟悉、重视和实践运用，特别是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大业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多次表述和强调，成为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独特的风格。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2014年以来，他在出访和国内讲话中多次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之中。“根”“魂”“根基”“基因”这些凝练的概括、鲜活的字眼，鲜明体现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文化的敬畏之心、热爱之诚、继承之志。

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2013年8月，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四个“讲清楚”，从道路、精神、力量和传承等角度，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地阐明和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间足以全面对接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中国之“中”、特色之“特”，都在这片沃土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对此沃土作出科学分析、合理培植，因势利导地加以悉心养护，才能从中培育出华盖葱茏的参天大树。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格局和语境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明根柢，在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后，既是基础性的历史资源，也是现实中的发展动力，更是民族精神的中坚；不仅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具有毋庸置疑的当代价值。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是一项足以全面对接社会整体发展的全局大业，可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思想、智慧和策略，助推我们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传承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丰富文化生活、构建精神家园这样的“文化”层面，还应认识到它与新形势下道路选择、经济发展、环境治理、社会管理、秩序规范构建等等重大主题密切相关，在参与构建社会公理解释系统和规范体系、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和规则、重塑民间社会生活的习俗架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关系、增强集体意识、提升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等众多方面，均有可资传承应用的资源。

比如关于“孝”“德”“礼”“仪”的传统社会规范及其当代传承。在古代社会，以“孝”为内涵的宗族伦理纽结，以“德”为内涵的个人品行修养，以“礼”为内涵的社会行为规范，以祭祀、修谱等等之“仪”为形式的活动平台载体，交织而成“家国同构”“忠孝同义”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控制网络，在很长时间和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宗法制皇权社会的稳定，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这样一个控制网络，缠结着一个民族思想观念、社会体制、国家治理、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复杂深刻的意蕴，远非“父慈子孝”这般简单。在宗族消亡、礼制消解，社会性质、社会形态和社会文明巨变的今天，如何辨析、提炼传统“孝”“德”“礼”“仪”中的积极因素，合乎时需、切实有效地运用到当代新型社会秩序、社会规则和人际关系建设中，就不仅只是一个文化研究上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建设上的实践命题；不但具有精神价值，更具实践意义。

其实，治国理政、社会建设、发展经济的智慧与策略植根于文化传统，并非我们今天在此强调文化传统重要性时的说词，而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规律，中外如此。例如西方社会有关福利主义、福利国家的经济政策，就是欧陆思想传统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想在当今公共政策上的表达。

就本质而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根本的是传承其思想性的精华，涵养今人的理性智慧。我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目的，不是泥古不化的模仿和盲从，也不仅在于历史知识的传承，还要着重于学习先人们在古今多少事中累积而成的良风美德、理性智慧和思想精华，以此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涵育精神、丰富思想、提升能力、创新发展，也以此还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文化发展新目标，积极参与、努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是我们文史研究工作者可以施展抱负、作出奉献的文化建设创新空间。

陈野: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浙江省伦理学会副会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浙学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中国南方民族文化之美》《南宋绘画史》《浙江绘画史》等个人美术史专著，主持《浙江历史人文读本》《宋韵文化简读》，参与主持《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等大型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