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字里行间流露着“家国”二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诗句，都体现出浓厚的家国情怀。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饱尝艰辛而不屈不挠、历久弥新，根植于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家国情怀居功至伟。梳理“家”“国”二字的文字发展脉络，探析家国情怀的精神境界与历史文化内涵及其当代升华，对于正确理解家国同构的内涵，形成家国一体的观念，涵养深厚的家国情怀具有重要意义。

一、“家”“国”的文字学溯源

《说文·宀部》：“家，居也。”其甲骨文由“宀”（表示与室家有关）及“豕”（猪）构成，此种构成有其原因：现在云贵一带苗族人所住房屋名叫“呌”，上面住人，下面圈养牛羊猪等，可作为“家”字的象形；猪也是上古时期家庭最先拥有的私有财产；此外，猪生殖繁衍，人皆希望家族兴旺，因此也取蕃殖之意。甲骨文之“家”除具有“人之所居也”之义外，亦有“家族”之义；“家”又与“宗”通，为祭祀之所。金文的“家”就已经出现了表示王家、朝廷的意思，如大克鼎铭文：“谏（敕）辪（乂）王家，叀（惠）于万民。”整治王家事务，惠于万民。此外，大夫治理的区域，即大夫的采地食邑称为“家”。《康熙字典·寅集上·宀部》：“大夫之邑曰家。”《孟子·梁惠王上》：“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说文·囗部》：“國，邦也。从囗，从或。”“囗”表示疆域。《说文·戈部》：“或，邦也。从囗从戈，以守一。一，地也。”“或”是“國”的初文。“國”之甲骨文为会意字，从囗，从戈，囗像城池的形状，戈代表武器，会意为通过武力守卫领土，以此表示“國”的含义。“國”之金文有不同写法，保卣及毛公鼎中的“國”是在“囗”的周围增加了横线或竖线，表意更加明显，因为古代邦国是一座城池及其周围的地区，这也体现的是“國”的本义。后来“或”借用为“或者”的“或”及“疑惑”的“或”，于是在其外面又增加了“囗”，成为录卣中的形式。后来发展成为小篆的写法。“國”的俗字写作“囯”，最早见于北齐宋敬业的造像，从囗，从王，会意“囗中有王”的意思。可见，“國”的本义为疆域、地域。后有“地区”的含义，又引申为邦国、诸侯国之义，此外，“国”也有封地之义。“國”同样泛指国家，如《群书治要·说苑》记载：“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矣。”

从“家”“国”二字的文字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二者不仅皆为历史悠久的汉字，它们之间也有很深的相关性。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天子诸侯曰国，大夫曰家。”诸侯治理的区域称为“国”（类似现在的省），卿大夫治理的区域称为“家”（类似现在的县）。从《周易》《左传》《论语》中关于家、国的论述可以看出，“家”“国”是具有相同性质的社会群体形式，只是范围和等级不同，这也是家国同构的佐证。在这样的政治架构和社会组织中，人们自然具有对内对家的孝，以及对外对国的忠的双重责任。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大一统国家的出现，“国”的范围逐渐增大，形成了现代所谓的“国家”的含义；而“家”逐渐失去了其在商周时期所具有的政治职能，范围也逐渐缩小，形成了现代所谓的“家庭”的含义。但是，“国”与“家”的历史渊源从未割裂，家的社会职能及“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国两相依”的家国关系，以及在相同基础上发展出的对人们的伦理道德要求也并未改变。

二、家国情怀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传统文化中，个人与社会、家庭与国家，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作为家国情怀的思想基础，家国一体观的原点就在“孝”这个字。《说文·老部》：“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由“老”字的一半与“子”字组成，这说明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的关系，而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这上一代和下一代自始至终都是一体的关系。因此，孝体现的是一体的宇宙观。人只有认识这种一体的宇宙观，才能建立自他不二、家国一体、天下一家的观念，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甚至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社会也因此才能达至太平之境。这便是以孝治国，乃至平治天下的理论基础。家国情怀的文化内涵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移孝作忠，把在家尽孝的情感转化为为国尽忠，这是一种个人对国家的自下而上的道德情感；另一方面，通过爱民如子使为政者治国如家，这是一种国家对个人自上而下的道德责任。

（一）爱国如家——移孝作忠

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家国情怀的核心内涵，其中在家尽孝是基础。孝养父母，首先要照顾父母的饮食起居，衣食住行，即所谓“养父母之身”。一般人认为赡养父母就是尽了孝道，但事实上这还远远不够，还要“养父母之心”。《论语·为政》中记载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就强调了为人子者必须尊敬父母，否则就与犬马无二无别。《礼记·祭义》中也讲，“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所以孔子教导弟子说“色难”，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的。曾子继承了孔子的尊亲思想，在《礼记·祭义》中提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孟子也在《孟子·万章上》中有类似的观点：“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可见，相对于赡养父母而言，尊敬父母是孝行更高层次的要求。

“养父母之心”要求子女除了尊敬父母之外，还要做到如《论语·为政》所记载的“父母唯其疾之忧”，即父母仅仅为自己的疾病担忧，而完全不必担忧自己的任何其他事情。如果子女常常让父母担忧，就是对不起父母，尽孝就不圆满。例如，夫妻之间不和谐、兄弟之间不和睦、与朋友间无信义，这些都会令父母担忧，都是不孝。可见，通过以孝道为基础的修身，就可以处理好一个人在家庭及个人交往中的各种伦理关系，做到修身为本“严私德”。不仅如此，为官者如果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就会令父母担忧其因违法乱纪而锒铛入狱。为官者不让父母为他担忧，就会忠于职守、公正执法、小心谨慎、清正廉明，做到“守公德”。因此，一个孝子就是道德上的完人了。这就是《弟子规》中所讲的“德有伤，贻亲羞”。

赡养父母还要做到“养父母之志”，这就是《孝经》中所讲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马一浮在《孝经大义》中对此解释说：“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谓之扬名；使其亲为君子，谓之显亲。”可见，要做到“养父母之志”，就必须尊崇道义，立身行道，用自己的德能服务社会、贡献国家，甚至做到言为世则，行为世法，传颂于后世，使父母享有君子的称誉。《礼记·祭义》中讲：“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阵）无勇，非孝也。”这正是通过“养父母之心”和“养父母之志”，实现了移孝作忠，使忠和孝统一起来。

赡养父母还包括“养父母之慧”，也就是子女要帮助父母提升智慧。当父母犯有过失时，也要做到《弟子规》中的“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如果父母的所言所行有违道义，儿女也要委婉劝谏，不能陷入父母于不义，正如《论语·里仁》中讲：“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儿女在侍奉父母时，如果父母有做错的地方，儿女要轻微委婉地劝谏，如果父母还是不能听从，儿女的态度还要更加恭敬而不违逆父母，劳苦而没有怨言。

《礼记·祭统》云：“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孝经·广扬名》中也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正是通过在家庭中对父母行孝，培养起了对国家忠诚的品质。小孝是孝养自己的父母，大孝是孝养天下的父母，天下的父母就是人民，所以忠孝一如，家国一体。凡能孝敬父母者，必能忠于君；不忘祖宗者，必能爱其国；凡能顺父母之志，不辱父母之声名者，必能服从纲纪，不辱君命；凡能受父母之厌恶斥责而心不怨者，必不会叛君叛国；凡能在父母之过微起之时即知劝谏者，必能谏君之失，格君之非。

中国古代有举孝廉的选拔制度。因为孝子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言行举动都会小心谨慎，念念不忘父母的教诲，自然不会做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辱没父母名声之事。《晋书》中记载了孝子吴隐之成为廉洁官员的典故。《浦江县志》也记载，浦江县郑宅镇有一个“郑义门”，从宋朝开始，经历元朝、明朝，一直到清朝，总共有出仕为官的173位官吏。他们大到礼部尚书，小到普通税令，竟无一名贪官污吏。相反，人人勤政廉洁，忠君爱民。究其原因，就是自幼接受了以孝悌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郑氏轨范》的家教。

历史发展证明，严私德与守公德的关系密不可分。如果一个为官从政者能够在私德方面严于律己，做到孝悌修身严私德，不仅养父母之身，更能进一步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就必然能够移孝作忠，在守公德方面作出相应表率。真正具有孝廉品质的人定会是国家的忠臣，这就是古人常讲的“必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忠孝传家久，文化兴国长。家国情怀要求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二）治国如家——爱民如子

正因为孝具有一体的特点，使得以孝为萌发点的家国情怀具有双向性，不单指个体对国家而言，个人视“国”为“家”，因而能够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更有国家对人民而言，国家视“国人”为“家人”。因此，不仅人民视国事为自己的家事，在危难时刻义不容辞、挺身而出，保卫国家；同时，国家视百姓的家事为国事，爱民如子，始终秉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就没有家庭幸福美满。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家庭幸福美满，就没有国家繁荣发展。”这种双向性使人民与政府之间建立了信任。

治国如家，要求为政者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百姓，把对家人的爱扩展到爱人民，做到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所以，中国古人治国尤其强调要讲仁爱，施仁政。“仁”最核心的含义就是“爱人”。“仁者，爱人”最深厚的根源就是源自家庭血缘的亲情之爱。可以说，正是在血缘亲情之爱的基础上孕育出对他人，乃至对天地万物的仁爱之心，“爱人”是一个人孝悌之心的扩展，即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所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于一个国家的天子来说，《康熙字典·寅集上·宀部》：“天子无外，以天下为家。”《孟子·告子下》记载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尧舜的治国之道，就是将对父母的孝和对兄弟的友悌之心推广至天下人。仁者爱人，在传统治国理政之中，要求从政者必须具备三种职能：君、亲、师。

《孝经》在论及天子之孝时强调：“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由孝引发出的爱敬之心，推而广之，及于他人，将道德教化施于百姓。

《群书治要·六韬》记载，周文王曾向姜太公请教如何治国。姜太公回答说：“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善于治理百姓的领导者，将人民视为自己的亲人，对待人民就像父母慈爱儿女，兄长慈爱弟弟。见到他们饥寒劳苦，则感同身受，治理民众就像对待伤口一样小心翼翼。《左传·哀公元年》中也讲：“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自古圣贤都是视民如伤、关心万民疾苦的典范。圣人身处在拥有天下资财的大私之中，却做无私之事；处于拥有最大的好恶之权的地位，却不以自己的好恶行事。舜说：“南风吹来的和煦之风，可以化解我的百姓之怨恨。”舜不歌咏禽兽，却歌颂人民。汤王说：“如果我自己有罪，不要连累万方的百姓，但如果万方百姓有罪，都由我自己来承当。”商汤不偏爱自身而偏爱万方之人。周文王说：“如果有仁义之人，又何必一定任用周室的亲戚？”圣王对亲戚不偏爱，但对万方百姓都偏爱，这不是他们没有私心，而是因为他们的私心和别人根本不同。

后代读书明理的为官者效法古圣先贤“爱民如子”的风范，因而把“地方官”称为“民之父母”，在治国理政中采取了德主刑辅的方针。正是这种对待百姓的这种仁爱之心，使得古代为政者虽然设立了以礼、乐、刑、政为核心内容的完善治理体系，但是特别重视其中的礼乐教化。《礼记·乐记》中讲“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孝经》中强调“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孟子·尽心上》中也强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群书治要·盐铁论》中也说：“故为民父母，似养疾子，长恩厚而已。”

可见，为官从政者爱民如子的情怀要求即使是身为执掌刑罚的司法长官，也必须有仁爱之心。这样的为官者不仅能够赢得人心，会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而且还能够感化民众，达到古人所说的“刑期于无刑”，甚至“民不忍欺”的效果。

三、家国情怀的当代升华

建立在一体宇宙观基础上的家国情怀，不是狭隘地仅仅热爱自己的家，或自己的国，而是一种襟怀天下的气度与情感。“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不是独美其美的一枝独秀，而是美美与共的百花齐放。从过去到现在，中华本土文明在同外来文明的互动过程中，无数次地交流、吸收、转化，总能变被动为主动，和而不同、广结善缘。相较于以局部利益为考量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排他的爱国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更加包容、博大。”这就使得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具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内涵。

（一）家国情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古人通过祭祖和修家谱等方式培养人的家国情怀。在各种祭祀中，祭祖礼仪的教育意义最为明显。《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弟子曾子所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古人在祭祀祖先的过程中，有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即昭述祖德，并以这种方式来传承家道、家规、家风、家教、家文化，培养起人的家国情怀。每到春秋等重要的祭祀之时，全家族之人都被召集到祠堂之中，共同听讲祖先的风范，特别是要学习家族中那些对国家、人民有重大贡献的祖先的德行。例如，东汉时期，杨震在赴任东莱太守的路上不收“四知财”的故事，教育了杨家世世代代的子孙都秉持了其廉洁的作风，使得杨家的后代出现“四世三公”贤才辈出的盛况。可见，在中国古代，反腐倡廉、为国竭忠尽智等教育，在家庭教育中通过祭祀祖先、绍述祖德等形式就已经开始了。

此外，修家谱也同样起到培养家国情怀的教育作用。家谱记载的是一个家族荣辱、兴衰、成败的历史。修家谱能够提起人对祖先功绩美德的思慕之心、恭敬之心，培养起一个人对家族的责任感和承传家族美德、荣誉、文化的使命感。同时，也培养了人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之情和奉献之心。更重要的是，通过修家谱溯源历代祖先，就会发现在一个家族的谱系中汇集了来自各个民族、各个姓氏的人，56个不同民族、不同姓氏是真正的一家人。

不仅如此，古人还建有“百姓宗祠”，“宗祠”所起的文化教育意义相当于今天的“纪念馆”，共同纪念各个姓氏中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祖先，有助于培养家国情怀，传承中华文化。如今，根据中国科学院袁义达、杜若甫先生编著的《中华姓氏大辞典》，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姓氏有23000多个。共同纪念中华民族的万姓先祖、古圣先贤，可以培养现代中国人不忘根本的家国情怀，延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同时，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同时，也促进国际社会形成追求和谐、爱好和平的文化氛围。

（二）家国情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追求“大同世界”理想。《礼记·礼运》之“大同篇”描述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明明德于天下”即平治天下。“平”非以用武力平定天下，而是使天下人皆明明德。行王道、施仁政，德教普遍，天下同化于文明。

中国传统以孝悌为基础的价值观，将对父母的孝和子孙的慈爱横向扩展，通过爱自己的亲人，扩展到爱其他人，进而扩展到爱所有人。《弟子规》：“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爱所有人，就要效仿天地那种一切平等，无不包容，承载万物的品德。通过“孝”引发出来的对人的爱，可以进而扩展到万事万物与天地自然。《孟子·尽心上》记载孟子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宋朝张载则进一步视人民为其同胞，视万物为其同辈。他在《西铭》中写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道家庄子的境界则更进一步，《庄子·齐物论》记载：“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一体的宇宙观，说明人不仅与祖先、后代子孙是一体，与他人也是一体；与家族、国家乃至自然界、万事万物还是一体。正是因为这种“一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爱好和平的民族气质和向往天下大同的天下情怀。正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天下情怀要求每个国家从自身做起，坚持以和为贵，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秉承平等协商、开放创新、同舟共济、坚守正义的大局观，开创共赢共享、发展繁荣、健康安全、互尊互鉴的未来。唯有如此，才能建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地球花园。在这个和谐家园中，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能够放宽心胸，彼此包容，求同存异，荣辱与共，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努力，实现“天下一家亲”的理想，让世界文明的大花园因百花齐放、姹紫嫣红而美不胜收！

总之，家国情怀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家”“国”二字的文字发展脉络映照出了家国同构的历史渊源，这也成为家国情怀的政治基础。深入挖掘家国情怀的萌发点——孝，以及“孝”所体现的一体观，可以发现，家国一体的思想早已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而且这种一体的思想使家国情怀具有双向性的特征。一方面是个人对国家，爱国如爱家，在家尽孝、为国尽忠；另一方面是国家对个人，爱民如子、视民如伤。这两种层面共同组成了家国情怀的核心内涵。家国情怀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而是一种具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念的博大胸怀，为解决当代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原文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