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在文学作品中,乡愁被推到崇高唯美的地位,但它仍然仅止于精神性的礼赞,与乡村的本质生活无关。实际上,乡愁的空洞与虚饰,甚至滥情,其动机是可疑的。耕读传家和光宗耀祖,是五千年农业文明的智慧和道德结晶。这种乡土理想,至今没有断绝。河流和祠堂,是中国乡土文化的两个向度。河流是民族性格的形成与流淌,而祠堂是中国乡村的灵魂、教堂、教科书和档案馆。它们共同地塑造传承了中国五千年的农业文明,并形成了超稳定的人文传统。文学是媒介并传播这些消息的。文学为这些留念,刻下生动丰富的记号。这是大湾区文学经营的痕迹学所必要汲取的地理经验和资源。它们构成了独特的文学乡土和格局的现代性想象。
关键词:焦虑;河流;祠堂;乡土想象
问题一:乡土想象 焦虑与唯美
就单一的村庄而言,乡土是狭小的,而乡土文学却应该是无限开阔的。
北方文学的主流,基本上是乡土文学。它们何以能突出乡土视野之外,如成吉思汗之攻城略地一样,去向远方?皆因人在马背,目光在高处、远处,从草原穿越山脉,一望无边。山脉变得矮小,在地平线上,瞭望的人显得高大,乡土则退到人的身后。而多山的南方,人在山里,山脉遮蔽了人的目光,群山显得高大,人变得矮小,乡土挡在了人的前面。
这就是南北方文学的地理与人文差异之一。当然,不同的气候带,以及谋生的季节及方式,也是重要的原因。梁启超和胡适,在这方面,都有高论。
沿着这样的思路,坚持这样的视角前提,则遑论南北,一个村庄,就一定是无数的村庄。它的背后,是辽远的中国大地。在这样的视野之下,乡村便有了无限的广延性,可能性。其展开的文化扇面,就不仅止于中国乡村,而是乡村中国。
其实,说到底,大部分出身乡村的作家,在青年时期,对乡土的现实是拒绝的。逃离,去远方,是他们对乡土的基本态度。
人到中年,对乡土始有焦虑,偶尔回眸,故乡故土故人,那里有老去的父母亲人,态度是暧昧的,爱恨交加。老年时,有一种对乡土的反刍,一种平和,一种悔愧和追返。这就是那种被艺术化了的乡愁。
尽管在文学作品中,乡愁被推到崇高唯美的地位,但它仍然仅止于精神性的礼赞,与乡村的本质生活无关。实际上,乡愁的空洞与虚饰,甚至滥情,其动机是可疑的。
鲁迅的乡愁,有些与众不同。他小说里的乡愁,充满着对中国农村的文化反思,包括对宗法制度下人性的批判。一切从《阿Q正传》开始。这可以看作中国乡土文学的革命萌芽。它开启了乡土文学的新思考,新写法。与他的乡土小说互证的,是他几篇有关中国宗法制度的文章,《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但鲁迅这种乡土文学革命的火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并未成燎原之势。在赵树理小说《罗汉钱》《小二黑结婚》及柳青的《创业史》等小说中,其文学思考虽有所闪出,却未能得到坚持或肯定。
不同时期的乡土情结,其立场受限于中国乡村的落后现实,也受限于中国农民贫弱的社会地位,更受限于作家本人与乡村极为具体的个人性关联。总之,不管作家作为拯救者、同情者或同路人,他们始终都有一种教谕者的傲慢姿态。他们来自农民,应该更明白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抵牾,但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中,他们持一种谨慎的立场。这种对农民与乡村的态度,直接地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诸多形态许多偏颇,形成乡土文学的各自状态。即便是鲁迅,对农村农民的情怀与评价,已抵达国民性的根源部分,也依然无法达成对乡土文学主题的现代性和解。作家对乡土题材的把握,始终是犹豫的。究其实,乡村在历史的时间轴上,前后是矛盾的。
耕读传家和光宗耀祖,是五千年农业文明的智慧和道德结晶。这种乡土理想,至今没有断绝。古今不同的是,古代文人通过耕读,达至科举以光宗耀祖。他们的走出是为了回来,因此,丁忧与归隐,弃官或为乡贤,都包含了这两层意思。科举不是逃离,乡贤才是走出的目的。所以,遍布乡村的各种名人要人祖居,其中幽远的寄意,最能揭示中国乡土文学的题中之意。现代知识分子缺少这种情怀。原有的脐带已然切断,弃家报国(革命)且身份改造,使他们在失去乡土庇护的同时,以抛弃乡土,以天下为公为己任,且是唯一出路。出生入死的规律,几乎成了一种突围乡土、逃离乡土的理由。文学在这方面的描写或隐喻,几成当代作家的密码。闰土与鲁迅,巧珍与高加林,周炳与胡杏,梁生宝与改霞,大春与白毛女……现当代文学的众多主角,都逃不出这个魔咒。乡土代表一个古旧的、落后的、无望的荒凉,特别是在近代以来战乱频仍的国土上,中国乡村是生灵涂炭的写照。
大家对柳青和路遥的乡土文学,持肯定的态度。但是,剔除他们在确保政治正确上的努力,他们对乡土及相关问题上的暧昧与拒绝,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他们曾经作为乡土中人,或同路人的经历所决定的。离开,向城市!这是他们没有真正说出的理想,也是作品主人公的终极目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出去之后的归来,是乡土在现实中溃败的写照。在强大的物质现实面前,乡土传统和民间道德,包括对河流和祠堂的膜拜,显得苍白乏力。它们左右了作家的选择,同时缺少批判的力度。
乡土是伦理的,它与科学精神的冲突与矛盾部分,调和或是对抗,当代作家往往对之作简单的政治化处理,而忽略回避了其中的人性部分及文学的怜悯精神。
作家与乡土包括农民,是平行结构(不分贵贱,身份平等),还是垂直结构(上贵下贱,身份相异)?这是问题所在。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也形态各异。新时期的知青作家,在这方面存有天然的缺陷,对此应有所检讨。他们从城市到乡村,城乡文明差异以及感情隔阂,在知青文学不同阶段的书写或表达上,都存有较大的差距。伤痕时期与反思时期,其立场抉择,是大相径庭的。一般而论,以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作为代表作与分水岭,是较为准确的。之前的创作基本上是垂直的,之后是平行的。
问题二:乡土的河流与祠堂
文学的乡土,为什么是邮票大的地方(大江健三郎语)?邮票是扩张、广延、怀想的象征。它要传递去远方,抵达无数地方。它是四处游走的。它的旅程,漫长如河流;它的消息,渊源于祠堂。它象征的,却是视域与目光。
河流和祠堂,是中国乡土文化的两个向度。河流是民族性格的形成与流淌,而祠堂是中国乡村的灵魂、教堂、教科书和档案馆。它们共同地塑造传承了中国五千年的农业文明,并形成了超稳定的人文传统。文学是媒介并传播这些消息的。
写好一条河流。画出一座祠堂。从野蛮到文明。再现已近尾声的乡村历史,在穿透人性人情的文学品格上,窥视中国人的灵魂、秉性以及在现代潮流中的文化位移,以此实现对立的现代性呈现,这是中华文化复兴中作家的责任。
写好一条河,不仅仅是河的历史与风景,而是河与人类共生的历史,人文和休戚与共的命运。写出它的罪错和宽怀,像身在老祖父老祖母旁边一样。
画好一座祠堂,不仅仅是它在岁月中的模样,它的建筑。而是它自诞生之前之后,在人心的弓背上,驮行的威权与敬畏。画出它作为族群的神台与祭坛,无数知与不知的故事。
说到祖墓,祖坟。这是中国人心中最重,却又被忽略已久的东西。
我曾在澄海樟林的乡路上行走。铺路石全是明清古墓的碑石。精美,煌煌。镌刻着大官小官学士乡绅,各种封号,各种志铭,考妣。后人肮脏的双脚,就踏在先人高贵的荣匮上,全无敬畏。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深翻改土,深掘祖坟的果实,犹今历历。现实如此,人心粗粝,文学应该怎样表达?
当乡土中国为房地产中国代替时,与乡土有关的一切风景与人文,就已经分崩离析。河流不再,祠堂铲灭,祖墓尽掘。乡土中国失去了支撑,乡土文学叙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乡土文学的传统叙述,在当代的历史临界点上,面临全新的挫折。
但是,毕竟五千年的痕迹还在,三千年的文明犹存。在河流深处,在祠堂的废墟上。重拾是一个办法,但传统在哪里?文学应该取何种姿态?这是今天要重视的问题。
问题三:回流的河与祠堂叙事
1.河流的文化讨论:气候,种性及人文。广东山脉与河流的文学地理学。从北向南与从西向东的河流,各自阅历不同气候带所由的不同处境,对种族形成的人文差异,对人格资源的养成区别?这不仅仅是文学地理学要回应的问题,更是文学范畴的题中之义。
2.祠堂的文化问题:族典,信仰及传承。乡村革命从摧毁祠堂开始。数典忘祖所由的文化撕裂,及造成的文化冲突,在文学表达上的危机四伏,硬掩软埋?这是当下文学创作面临的严重问题,无法回避。
祠堂在现代的文化问题,是次行政问题。大部分研究农村问题的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未必将之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研究。乡村的婚丧,最能说明问题。这个政府管不了的事情,需要有个关系来完成。这就是活跃于民间的另个行政中心,即次于政权之外的另种社会结构。我之所以将之命为“关系”,是因为它是沉潜于现实中的一张网。它依靠民间约定的权威来行使自己的势能,并求得丰厚的回报。我在《祭母亲书》里,详细地描写评析了这种状况。其实,它是古旧中国赖以存续三千年的一个法宝,一种行之有效的民间行政方式,非常具有现代性。当代作家很少注意到这种现象。这种乡村之本,是当前处于死亡状态的乡村社会中的一丝活气。
重归伊甸园的路有多远,文学对祖先的寻找,就有多艰难。这是人在归途上的重重宿命。
3.河流与祠堂的文化总成:文学对之的收纳与扬弃,并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问题。它所关联的是,在社会哲学之中,已经无法复原的乡村秩序,回不去的旧时风月,呼愁的似水流年。这些经三四千年有形积累的形胜之物,它们的无形部分,已成为世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灵魂寄托。它们在文学追忆的链条上,期许革命又告别革命,还原文学的本真,予人道人性。
4.将《当太阳成为河流》的创作札记,作为引子,谈论河流与文学的关联。小说中的太阳河,发源于海南琼中县之斩岭,流入海南万宁,热带季风气候,海拔875米,自西向东经万宁市的南林、兴隆、牛漏、长丰、礼纪、东澳、万城、北坡出港北小海,會合龙头、龙尾两河,取道港北港门口汇入南海。
太阳河。一条河流的四百年。四个故事的四百年。当河流赋有太阳的能量与光度,并成为太阳,河流就有了全新的文学精神及现代意义。乡土文学的现代性呈现,就不再是一个梦魇。
海南民歌《五指山上五条河》:
五指山高五条河,你知哪条流水多?
你知哪条流下海,你知哪条流回来。
五指山高五条河,西边那条流水多,
蒋匪兵败流下海,红军胜利流回来。
其中:你知哪条流回来、你知哪条流下海包含了太阳河的全部密码。
世界上,没有哪条河是流回来的。但是,在岛民的有限视野里,站在海南岛穹顶形台地中的任何视角下,看似流出流入的是无数条不同的河流,其实是同一条河流在山间的迂回穿流。它非常生动真切地形胜岛国山民的视野与心理。有限的视野限制了人的目光和想象。小说里关于这条河的所有故事,都来源于这种狭隘的、局促的视野,以及其视觉的突围。
那首民谣,给了我无限的想象和虚构,文学的太阳河是怎样回流的?答案是,当太阳成为河流。
问题四:河与私渡的密约
广东的河流和山脉,很有话说。读过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始明白文学与河流,存有秘籍。
广东有两条河流很有意思:东江和韩江。
东江,古称湟水、循江、龙川江等,珠江水系干流之一。东江发源于江西省寻乌县桠髻钵山,源河为三桐河。自东北向西南流经广东省龙川县、和平县、东源县、源城区、惠城区、博罗县至东莞市石龙镇进入珠江三角洲,于黄埔区禺东联围东南汇入狮子洋。集水面积35340平方公里,河长562公里,平均年径流量257亿立方米。干流在龙川县合河坝以上称寻邬水,汇贝岭水后始称东江。
流域内有新丰江水库和枫树坝水库两座大型水库及为香港供水的东深供水工程,集水面积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一级支流有贝岭水、浰江、新丰江、秋香江、公庄水、西枝江和石马河等。在惠州市东江上设有博罗城下水站。
东江由东北向西南,这是它与广东其他河流流向不同的地方。其他河流大都是从西向东。
东江江源在江西,从温带流向亚热带,穿过两个气候带的次边。
另一条是韩江。
韩江是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河流之一,是广东省除珠江流域以外的第二大流域。古称员水,后称鄂溪。韩江流域范围涉及广东、福建、江西三省22市县,流域面积30112平方公里。
韩江上游由梅江和汀江汇合而成,梅江为主流,发源于广东省紫金县上峰,由西南向东北流经广东省的五华、兴宁、梅县、梅州和大埔等市、县,在三河坝与汀江汇合;汀江发源于福建省宁化县的赖家山,由北向南流经福建省的长汀、武平、上杭、永定等县和广东省的大埔县。梅、汀两江汇合后称韩江,由北向南流经广东省的丰顺、潮安等县,至潮州市进入韩江三角洲河网区,分东、西、北溪流经汕头市注入南海。以梅江为源头,干流总长470公里。
韩江与东江流向不同,气候带也不同,从江西、福建、广东交汇入潮汕向海。这是一条单纯的河流。它在进入潮州之前的流程,几乎在崇山峻岭中,突然就以处子之身,跌入人烟稠密的潮汕平原,一路凯歌,毫无保留地唱给潮汕。韩江的禀性以及它的人文,又为文学提供了怎样的文化想象呢?
广东的地理很有意思,踞于鸡形中国的后腹部分,却形同一条尖喙鼓腹的河豚。
粤东和粤西分别是云霄与五岭的余脉,多山的土地连绵成多道弯曲的山脊,它们互相交错,扭结为抵御北方来袭的南岭屏障,其间藏匿着几条南来北去的古驿道,这些驿道同时迎娶了山间无数的水路:向南、向西南的河流(珠水、韩江和东江)。
古驿道与河流的密约,是与水上无数的官渡、私渡和义渡的爱情。它们在中国后花园的私奔,网结出无数南方死寂的村落古镇,在河豚形的土地上,肆无忌惮地开枝散叶。
在山与平原之间,急流宽谷形成的台地上,河流在即将一泻千里的瞬间,往往有一丝引而不发的犹豫,它們在等待七月流火之后所有的秋色,一年一度,然后决绝而去,不再回头……
向南的江河,向大海的投名状,是以自身血肉的馈赠,淤积而成广袤多水的三角洲,连带着无数的湿地、滩涂,代大海给陆地作出最后的留念。
文学为这些留念,刻下生动丰富的记号,这是大湾区文学经营的痕迹学,所必要汲取的地理经验和资源。它们构成了独特的文学乡土和格局。作家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这种格局的精神建设,是大湾区文学及评论的要义。前辈作家的努力及风气,在当下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已经式微。尽管承认这一点,是困难的。但是……
陈残云《香飘四季》,于逢《金沙洲》,吴有恒《山乡风云录》,王杏元《绿竹村风云》,程贤章《樟田河传》,王杏元、程贤章《胭脂河》,陈国凯《好人阿通》,杨干华《天堂众生录》等等,都有河与人的血脉在文学巨流中贲张!它们才是大湾区文学的前驱与先导……
问题五:洼地文学的痕迹学
乡村和河流,和河流的出口,构成了洼地。在地理学上,三角洲就是洼地。在文学地理上,洼地命定是善吸纳而乏呼吐,亦即纳百川而难逆出的道理。因此,满而溢是它的脾气。满就是吸纳守成,溢就是创见或主张。但不幸的是,溢注定在超出满的刻度之时,就迅即退回到原点。所以,通常的北伐不会成功,南渡倒有一点收成。广东近代史证明了这个常识。
单说潮汕和惠州,是广东的两个洼地,它们既是地理洼地,亦是文化洼地。洼地,最适宜藏龙卧虎。韩愈、苏东坡、汤显祖和葛洪,包括潮汕七日红,古往今来,衮衮诸公,每有大事,洼地就显藏身匿世之功。
当今洼地的哪件小事,不与史上曾经的大事牵连?当年孙中山欲与清廷搅事,也没忘在黄冈丁未,先声夺人,城头变幻。洼地春秋,是为战国。
离开地理大势,去谈局域的价值,如中山装于汉服的革命,便失去了共和的意义。这,是研究洼地文明与社会进步的钥匙。
日前,评论家们在惠州谈艺,文学如能诊切,病症就在这里。三十年前,这里遍地洲渚,四处是路。如今平地高楼,反倒找不到曾经的视野。没有了天际线,看不到城外的大海和大海给陆地的留念。洼地的生命,在中断与渐续之间,擦肩别过。
潮汕同题,前面是海,后面是山,找不到逃命的红头船,回不去急流宽谷的中原台地,被锁在十八音的母语里。生于饶平的性学家、被称为文妖的张竞生,鲁迅的评价,别有意味:“至于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
如此说来,洼地的文学,欲为世人瞩目,当在几百年后?几百年,在文学史上,或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不由想到,晚年回到故乡的张竞生,每日黄昏,裸身行过熙攘的马路到河里沐浴。这或是他对20世纪落日的宣誓与致敬。
想到这一幕,不得不确信:洼地的文学,或许不朽!而去追赶25世纪,是光荣的。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