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乡八百弓汝富公一家子的零星点滴
诗浪高波 2023年3月
（汝富公高宝珍 1900.12.30-1978.12.8）
我，高波，安乡八百弓汝富公高宝珍的满孙，沩宁高氏连房十八世，诗派，2023年3月自起族名诗浪，属猴，今年五十五岁，现定居乌鲁木齐，来新疆已有三十一年。
我父亲，高公正华（1939.10.7-2001.4.14），是爷爷汝富公的老满。父亲四岁多一点奶奶就去世了，是太奶奶和父亲的大姐、大哥大嫂，还有其他亲人们把他拉扯大的。我年轻的时候偶尔听父亲说起过，娘是什么模样，他根本就想不起来，脑子里没有任何印象。父亲1958年冬结婚，1959年春节过后去当兵时，只有十九岁多一点，从军十年后的1968年才有我的出生，也算是那个年代的奇迹了！
我爷爷出生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那一年的大年三十，是太爷爷耀璋公的第三个儿子，兄弟五人，爷爷排行老九，邻里们都尊称他为高家九爹。太爷爷是何年从宁乡沩山迁居到沅江草尾的，现在可能已无人知晓具体详情了。爷爷和他弟弟汝贵公（美珍）1936年到安乡八百弓购置了一处三间正屋，两边带横屋的院落，还有水田六十亩。房屋格局与毛主席的韶山故居有点相似，兄弟俩在此开枝散叶近九十年，到如今已有近百后人。另外三兄弟（奇珍公、尚珍公和裕珍公）在沅江草尾，枝叶繁茂，后人更多，太爷爷耀璋公的后辈子孙可谓人丁兴旺！
（沩山高氏宗祠-沅江草尾-安乡八百弓区位图）
我，因是爷爷——汝富公高家九爹满仔的长子，在父亲当兵的这十年中，爷爷想仔盼孙，终于在他六十八岁这一年看到了圆满的结果，我在八百弓高家亲人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娇生惯养、任性顽皮，集宠爱于一身，这些词用在我的头上是很贴切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也有了孩子，直到我三十三岁时父亲突然离世后，在不断思念他的过程中，特别是近些年来我经常侍奉母亲回老家探亲走动，才慢慢体会到我的童年是如何野蛮成长的，还有与亲人们相处的难忘片段也越来越清晰，对成长经历的感受也越来越深刻，对亲情也越来越倍感珍惜。
我的童年时光，是一个只能是在大家庭环境里才能享受得到的特殊待遇中度过的，也可以说是在亲人们的呵护与宠爱中长大的。这样的氛围直到我十岁那年，也就是1978年的冬天爷爷去世以后，父母亲不再带我回八百弓的大家庭中去过年，才慢慢的消退。
爷爷，在我的记忆里，就是一位带着一点外地口音的很随和的个子还算魁梧的老头。拐棍不离手，留着一撮小山羊胡，还喜欢踱着小步四处溜达，偶尔坐在屋檐下抽几口烟袋锅子，对我说话轻声细语，看我时眼神充满慈爱，穿着是很干净的布扣子老式衣服，看起来挺精神的。在我朦胧的记忆中，有的时候爷爷对哥哥们的管教还是挺严厉的。我说的严厉，无非就是爷爷对偷懒或不听话的大哥哥的呵斥，或骂一两句我当时听不懂的宁乡方言；或高高举起拐棍做要打人的样子，吓唬一下比我大一点的顽皮小哥哥，不过从来没有见他真正打过谁。
依稀记得我大概是六七岁时，在大年三十这天吃完年夜饭后，以爷爷为中心，大人小孩依次围坐在火塘周围，烧柴烤火守岁的情景。满满一屋子人，不时听到有不同的声音隔一段时间就大声喊一声“爷爷，添柴啦！”爷爷马上高兴地应一声“好，添柴，大家都发财啊！”然后就从身后拿出一块柴火添加到火塘里，听到谁喊一声爷爷就附和一声再加一块柴火。有时候孙子们的节奏说快了，爷爷加的柴火就有点多，火苗窜得很高很高，烤得我们的脸都发烫。还有我和小峰（三伯的小儿子，大我一岁）两个捣蛋鬼，故意把捡来的没有爆炸的鞭炮偷偷扔进去一个，突然啪的一声巨响，炸得火花四溅，把大家吓一大跳，坐在旁边烤火打瞌睡的人也立马惊醒了。因为是过年，又是爷爷的大寿之日，不能说不吉利的话，更不能打骂小孩，两家大人就只能瞪着眼咬着牙盯着自家的孩子狠狠地瞪几眼，我俩就伸着舌头做个鬼脸，逗得一屋子人哈哈大笑。
等到了子夜时分，我们十几个兄弟姐妹就小的在前面大的在后面，一排一排跪着先一起给坐在上头的爷爷磕头拜年，然后等着爷爷走到跟前，再磕一个头给爷爷祝寿，说几句拜年祝寿的吉利话。大伯就站在爷爷身后，跟爷爷大声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叫什么，给您老拜寿了！爷爷就一边微笑点头，一边说好好好，某某伢子，快起来！一边发一张崭新的压岁钱，好像是五角的。我最小排第一个，磕完头拿上压岁钱后，马上又屁颠屁颠的跑到双喜大哥的旁边，再磕头拜一次，双喜大哥是爷爷的长孙，他的年龄最大跪在最后一个，爷爷手上的压岁钱也刚好发完了，咿呀，赶紧回头问我大伯，你怎么漏算了一个？那个时候点的是煤油灯，光线昏暗，再加上爷爷眼神也不太好，不知道我是谁，就有点责备大伯没有把人数搞对的意思。大伯一看是我，马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就跟爷爷解释说是我在捣蛋，已经发过了。爷爷还不愿意，一边拉我起来，一边摸着我的头说道，大礼都行了，怎么能不给呢！就把手伸向大伯，大伯有点不情愿的就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毛钱递给爷爷，爷爷故意东张西望看看其他孙子们，然后拉着我的小手悄悄地塞给我，还嘱咐说不要让其他哥哥知道。
小时候的最大愿望，就是盼望过年的这一天快点到，可以和小哥哥小姐姐还有小妹妹们开开心心的在一起捉迷藏、玩游戏，调皮捣蛋，尽情玩耍，闹得鸡飞狗跳都不会挨骂，更不会挨打。一闲下来就缠住一位大哥哥，要他给我讲故事，真是快乐开心极了。至于爷爷给的压岁钱，只是觉得好玩，没一两天功夫就被哥哥们骗走了。那个时候的农村没有小卖部和商店，有钱也没地方花，也就不在乎了，根本就没有当回事。
那时候，过了小年后到大年三十前的这几天，母亲每天都会时不时的提醒我，你刚才说的什么话或不吉利的词，过年和春节这几天千万不能说，还会列举一些不吉利的话，要我记住也不能说，反复告诫，生怕我闯祸，惹得长辈们特别是爷爷不高兴。传统大家庭的这种逢年过节的全家团聚，长幼有序，为人处世讲规矩，说话要注意分寸，不能犯禁忌，拜年祝寿的仪式感，还有长辈们和兄弟姊妹们和睦相处的融洽氛围，大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和对孩子的不溺爱不放纵，到现在可能已经很难再见到这样的场景了。
小时候的春节，亲戚们都拖家带口齐聚在八百弓的大家庭里，酒桌上男人们不分长幼谈笑生风，厨房里女人们不管大小笑语连篇，火塘周围男女老少听三伯天南海北讲逸闻趣事，逗得大家时不时哈哈大笑，房前屋后还有孩子们开心地追追赶赶、打打闹闹。过年，对于在大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来说，真是一年一次的开心盛会，喜庆热闹的氛围很浓烈，挚爱情亲的味道也很厚重。
到后来，随着爷爷的离去，三伯也举家迁往耒阳，不回来过春节，这样的盛况就再也没有在八百弓的高家出现过了。我们也慢慢长大，各奔东西，很少在八百弓相聚了。
听父辈们讲，在我前面的十个哥哥和几位姐姐中，爷爷从来没有抱过谁，更别说带谁了。对我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不仅时常抱一抱，还经常照看摇篮中的我，对满孙真是疼爱有加。母亲说，在我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当爷爷照看时如果我哭闹起来，就会用筷子蘸一点酒喂给我，然后摇一摇，马上就安静地睡觉了。母亲回来看到我红扑扑的小脸，就知道爷爷又使坏了，也不敢跟爷爷说这样做对孩子身体不好，只能干着急。
我的酒量就是爷爷从摇篮里开始一手培养的，这一点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输在起跑线上！如今回想起这些来，更加体会到了隔代爷孙亲情的珍贵！
还有让我刻骨铭心的一件事，就是爷爷去世时，大伯在爷爷贴身衣服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个小锡纸包，小心翼翼的一层一层打开，里面包着的竟然是他的十几根胡子！大伯揣摩，这应该是我小的时候爷爷抱着逗我玩时，不小心被我薅下来的小山羊胡，爷爷就一根一根地收集起来，贴身装着近十年！真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生动教材，爷爷的这一举动，使我们对什么是“孝”有了更加直观的切身感受。老一辈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敬畏、遵循与恪守，到我们这一代已望尘莫及了！
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每逢不重要的节假日或在寒暑假期间，父母亲总会准备一点东西，要我从唐家铺步行几公里到八百弓，代表他们去看望大伯、大姑和其他长辈们。这也是我非常乐意去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八百弓的哥哥姐姐多，可以暂时脱离父母亲并不算严厉的管教，放飞稚嫩的自我，再次享受到亲人们的宠爱。这种有意与无意间的差遣往来，在不自觉中我就成了父母亲的得力信使和亲情代言人，使得少年时的我在潜移黙化中，慢慢地消磨掉了不少娇生惯养的坏毛病，特别是父母亲对亲情与感恩的启蒙教育，使我受用一生。父母，是人生中最好的启蒙导师，影响孩子的一生，此话一点不假。
我奶奶刘氏（1904.6.14-1944.5？），短暂的一生，生育了八个子女，大伯海秋、二伯海银、三伯正军、我父亲正华、大姑梅秀（梅姑）和小姑月华（佑姑）。长子先恩（海南），1925年的沩宁高氏五修族谱上有记载，生于1924年，但从来没有听长辈们讲过，估计是幼年夭折了。前段时间，因七修族谱的事情请教佑姑时，才知道在我父亲后面还曾有一位弟弟，出生不久也夭折了，这也是从来没有人提及过的事情。
小的时候偶尔听长辈们讲起过奶奶的往事，留给我的印象，奶奶就是一位特别能干的女强人。
1943年的常德保卫战早期，日本鬼子是从湖北荆江方向往常德进攻，南县是必经之地，安乡在南县西面，一条松滋河相隔。保卫战刚刚打响时，我爷爷还曾大摆筵席犒劳过国民党中央军的抗日将士。随着战事的发展，驻防南县的抗日军队边打边撤，有部分士兵混迹到了难民之中，到后来就发生了日本侵华战争中仅次于南京大屠杀的第二大惨案——厂窖惨案。1943年5月9日至12日，日本鬼子在南县厂窖仅三天时间就杀害三万多中国同胞，灭绝人性地制造了这起大惨案，震惊中外。
（1943年-1944年，常德会战要图）
南县厂窖距安乡八百弓不到十公里，但分属益阳、常德两个地区。日本鬼子逼近八百弓时，爷爷他们就拖家带口躲到河岔中的芦苇荡里避难去了，留下一座空屋，鬼子就把爷爷的规模还算不小的青砖细瓦房子当做临时指挥部。过了几天后，爷爷带着奶奶偷偷去看鬼子是否走了，不巧被鬼子发现，腹部挨了三八大盖一枪，奶奶背起受伤的爷爷就跑，才幸免于难！
奶奶是裹过小脚的，也就是俗话中说的“三寸金莲”（在幼小的时候人为把脚折变形，用布缠裹，不让脚掌长大），平常走路都战战巍巍的，怎么会有力气把身材还算魁梧，又身受重伤的爷爷背起来一路跑开的！这话好像是梅姑有一次与长辈们闲聊中，回忆起关于奶奶的一些往事时说的，他们都无法理解奶奶当时是怎么做到的，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农村的医疗条件很落后，看病治病也只有中医郎中和草药，普通疾病很多都是用自家的土办法偏方应付。中医对跌打损伤、刀伤的医治效果还是蛮好的，至于现代的火药枪伤就很难有效地进行治疗了。由于是贯穿伤，子弹头没有留在身体里，将近一年时间才把爷爷的枪伤治好，小的时候爷爷还撩起衣服，让我看过他腰身边上凹进去很深的两个对穿的伤疤。
鬼子撤走的时候，还把爷爷偌大的一个家给炸毁了。
爷爷治疗枪伤，应该是从1943年5月前后到1944年初的这段时间，我大姑二十一岁，应该出嫁了，大伯才十七岁，我父亲四岁，全靠奶奶一个人操持五六个孩子的家务，房屋又被鬼子炸没了，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还要照顾身受重伤的爷爷，并且自己还有孕在身，其辛劳程度可想而知！
听佑姑讲，弟弟出生只活了几个月就夭折了，经年劳累与过度悲伤导致奶奶没多久也撒手人寰。佑姑当年只有十岁，奶奶去世的具体时间她已记不清楚了。日本鬼子造成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灾难，全部压在一个裹着小脚的家庭妇女身上，如果她是钢铁铸造的也会被短时间内一个接一个的不幸压折，何况普通的血肉之躯！不堪重负的可怜的奶奶，留下一群未成年的孩子，带着无比的遗憾无奈地走了！那一年奶奶刚过四十岁，我父亲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想到这些，真令人心酸不已啊！
爷爷身体康复后，就把鬼子炸后剩下的门窗、木板和砖头等收拾起来，又在原台基上盖了三间正屋加横屋带披房，左边横屋出头带有房廊，右边披屋与正屋房廊平齐开有门，后面还搭建有厨房的L型茅草屋，有的地方还是木板隔墙，一直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茅草屋左边横屋出头是厨房，中间饭堂，后面还有一个小房间，住的是双喜、富喜和东明三位大哥；饭堂开有五个门，大门对着正屋的房廊，后门与大门相对，通向叔爷爷汝贵公（高美珍）的独子海鳌伯伯家；大门旁边的小门进出大伯的卧室，中间横着一个架子床，正对小门的方向有两个大米柜，孟良、立安两位哥哥的床就是两个米柜拼起来的，可能有1米多高；后面是两个姐姐的床，这间房子还是二伯海银家的，由大伯家借用，一家六口人就挤住在这个房间里，真是不易！中间堂屋三伯家住，第三间就是我们的家，两家房屋的后面都搭建有厨房；我们家旁边的披屋就是爷爷住的房间。这就是我小的时候，八百弓高家九爹大家庭中四弟兄居住的大致格局。
茅草屋的门窗，我记得有的上面还雕有花纹式样，这样的门窗应该就是当年遭劫难之后遗留下来的。茅草屋后面有一串长长的水塘，宽度不一，有的地方可能有十来米，有些地方只有三四米，中间还有几道窄窄的隔堤，是最早建房屋筑台基时几家人挨着挖的。我小的时候去游泳，对应着茅草屋的一段水塘里面，几乎没有淤泥，全是炸碎的瓦片和砖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