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追远”及其现代价值
发布时间:2023-04-28 来源:曾振宇 光明日报 浏览:173

养亲、敬亲、谏亲和慎终追远,构成了儒家孝道的基本内涵。朱熹认为孝是发用,仁是本体,孝是仁本在父子伦理上的自然显现。犹如万里黄河绵延流长,一路要流经许多湖泊,孝就是黄河流经的第一个“水塘子”。曾子是孔子孝道的传承者。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孝经》即由孔子讲授、曾子及其弟子撰而成书。“慎终追远”就出自曾子之口。“慎终”是指按照丧礼慎重办理父母丧事;“追远”指春秋祭祀,以示怀念追思祖先。“慎终”与“追远”,是孝道社会化仪式的两大原则。

“慎终”贵在有真情

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曾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孟子·滕文公上》)这两段话观点一致,文字也雷同。不仅要以礼“事生”,也要以礼“事死”。让活着的人,活得要有尊严;当一个人告别人世,这种告别仪式也必须有庄重感。“事之以礼”是对生者的尊重,“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是对逝者的尊重。《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了一则故事:一位男子的父亲去世,此人将其父亲尸体扔在山沟里。有一天此人路过山沟,发现狐狸在啃食其父的尸体,苍蝇蚊虫不停地叮咬尸体。这位男子顿时额头直冒冷汗,眼睛不敢正视。他之所以“睨而不视”,不是表演给别人看,而是内心愧疚、悔恨之情的自发体现。于是马上掩埋尸体,按照丧葬之礼举行入葬仪式,心才有所安宁。

孔子虽然非常重视丧祭之礼,但他重视的是在这种礼仪中子女所滋生的内在的自然亲情,而不是片面追求丧葬之礼外在的周密与繁缛。“丧致乎哀而止。”“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论语·子张》)每个人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身份不断变换,每一种身份都有其相应的社会责任、行为规范和言行禁忌,人的真情实感总是隐匿于各种厚重的社会角色的“盔甲”背后。往往在至亲亡故之时,一个人的真实情感才会淋漓尽致地袒露在众人面前。“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论语·子张》)因此,在丧祭之礼中,孔子强调的是内在自然的悲痛之情、哀思之心。颜回去世时,七十一岁的孔子哭得全身抽搐。学生劝他不要这么伤心,他说:“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样的人伤心呢?”“哀”与“敬”二字代表着儒家孝道在丧祭之礼上的观点。由此而来,只要是发自内在的真情实意,有一些略显过激的言行也是可以理解的。曾子父亲去世,曾子伤心欲绝,“水浆不入口者七日”。孔子曾经称赞一位太子的守孝行为:“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孟子·滕文公上》)太子为国君守丧三年,把全部政务交由冢宰处理,自己每天以稀饭充饥,面色深黑,形销骨立,天天在灵前哭泣,朝廷官员莫不被太子的哀痛之情感动。孔子虽然强调哀与敬,但是,对社会上流行的“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极端自虐自残的风气多有批评。孔子认为,子女在守丧期间身上长了脓疮就应该去洗澡,头顶长了疖子就应该去治疗,身体极度虚弱就应该吃点补品调养身体。“毁瘠为病,君子弗为也。”(《礼记·杂记》)自虐自残甚至丧失性命,恰恰是不懂“全体贵生”的不孝之举。

“追远”贵在培育感恩之心

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说:“无违。”“无违”是指“无违礼节”。孔子之所以非常重视丧祭之礼,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其间渗透着“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孝道精神,更重要的是可以起到“教民追孝”的道德教化作用。“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礼记·坊记》)郭店楚简《六德》也有与孔子思想相吻合的材料:“父子不亲,君臣无义,是故先王之教民也,始于孝悌。”(刘钊《郭店楚简校释》)

弟子宰予向孔子请教:“子女为何要为父母守孝三年?”他觉得为父母守孝三年的期限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习礼仪,礼仪就会荒废;三年不练习音乐,音乐就会失传。因此想将“三年之丧”缩短为一年。孔子批评他说:“父母死了不到三年,你就想穿新衣服,吃大鱼大肉,你这样做能心安吗?儿女降生三年后才能脱离父母亲的怀抱。替父母守孝三年是天下的通礼。难道你从小就没有得到父母的慈爱吗?”师生之间的这一场讨论,表面上是在讨论古礼“三年之丧”,实际上涉及感恩这一道德意识与道德情感如何培植的问题。在孔子看来,“三年之丧”彰显的不仅是对父母的孝敬之情,而且也是验证一个人感恩意识是否已牢固确立的标杆。在伦理学与心理学意义上,“感恩”是一种人与动物皆有的初始道德意识。感恩与忠诚、公正等是支配人实现道德行为的思想基础。因此,孔子对宰予的批评,表面上是埋怨他不知礼仪,实际上是批评宰予感恩之情还没有真正树立。感恩事关灵魂的健康。一个人心智是否成熟,感恩意识的培植是一项重要的内容。王阳明时常以孝行论证“知行合一”。弟子徐爱问阳明:人在知识上“知得父当孝,兄当弟”,但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能孝,不能弟”,这样知与行如何能合一?王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王阳明以《大学》“好好色”为例加以说明:“见好色”属于知,“见”不是中性之见,而是良知之见。不是先“见”了,然后再立一个“心”来“好色”,而是“见”与“心”同时呈现,不分先后。“好好色”属于行,行既指外在行为,又包括心理意识活动。我们夸奖某人是孝子,不是指某人懂得“昏定晨省”的道理,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诚心诚意地践行了孝德。孝并非存在于父母“身上”,而是存在于子女“心上”。舞台上的演员表演“温凊奉养”“昏定晨省”之类孝顺父母的节目催人泪下,时常赢得观众一片喝彩声。但是,王阳明认为这仅仅是舞台上的表演,演员所表演的孝爱属于“无根”之爱。以感恩之心作为孝行的“头脑”,才是知行合一的孝。缘此,王阳明非常重视对子女与弟子感恩之心的培育。他指出感恩之心的培植必须从儿童教育开始。儿童的特点是“乐嬉游而惮拘检”,启蒙教育应该像春风化雨一般,由浅入深滋润孩子心田。“诱之以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传习录》)王阳明家风甚严,时常写信教育子女“勤读书,要孝弟”(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在平时教学中,他要求弟子每天上课之前必须自我反省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家所以爱亲敬畏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传习录》)。从孔子到王阳明,历代大儒之所以重视感恩之心,原因在于感恩之心的树立是成就自我、实现自我的道德基础,王阳明称之为“凡做人,在心地”(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

儒家“慎终追远”思想具有深远的现代价值。概而论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关爱生命,尊重父母。“仁者爱人”,让每一位健在的人活得有尊严,而不是苟且偷生;让每一位逝者离开人世时,告别仪式充满温情与友爱。对逝者的怜悯,是对生命的尊重。其二,“慎终追远”透显出浓郁的感恩之情。“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自古以来,中华文化非常重视感恩之心,几乎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要祭天地、祭先祖,在祭祀仪式中表达真诚的感恩之情。现代社会出现一些“啃老族”“巨婴”等不良现象,与感恩教育的缺失有一定的关系。“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从文化中国汲取营养,是建构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作者:曾振宇,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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