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开国将帅中，有这样一位特殊的将军，他前半生在国民党部队为官，后半生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参加过同盟会，加入过国民党，经历过淞沪会战，安排护送过在新疆被捕的共产党员回延安，领导新疆和平起义，带领部队屯垦戍边，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他就是开国上将陶峙岳。

英勇爱国的抗日名将

陶峙岳，1892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仙凤乡火龙洲。1907年通过选拔考试，陶峙岳进入陆军小学。这成为他一生关键的转折点，从此他踏上了军旅生涯。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后加入同盟会。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任湖南督军署参谋处上尉参谋。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团长， 1928年任第四十军三师中将师长。

1937年“七·七”事变时，陶峙岳担任国民党部队第八师师长。“七·七”事变后，第八师由凤翔开赴安阳，准备北上抗日，因为淞沪战局吃紧，又奉令南下增援上海。部队于当晚乘京沪线火车赴上海，九月十九日下午到达南翔车站，接蕴藻浜友军之防。陶峙岳见官兵求战心切，就派出两支小部队，摸黑对日军滩头阵地进行偷袭。敌人猝不及防，被陶峙岳军队迅速攻克一据点，尽歼守敌，并缴获机枪、步枪十几支和弹药装备等

第二天，敌军即挟海空优势，首先对第八师驻军阵地狂轰滥炸，然后以步兵轮番进攻，第八师官兵奋勇还击。官兵有必死之志，轻伤官兵多不肯下火线，稍事包扎，继续坚持战斗。这一天，从早到晚，打退了敌人多次进犯，给敌人以重创，第八师官兵也颇有伤亡。

这时，整个淞沪战场，处在激烈争夺的相持阶段。敌我双方不断增兵，敌人势在必得，第八师官兵志在死守。大家誓死报国，个人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因此，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第八师官兵凭借民族自尊心和坚强的意志在蕴藻浜与敌人坚持战斗了二十一昼夜，阵地依然坚如磐石。部队每天处在战火硝烟之中，连休息和进餐都只有在战斗的间隙进行，战斗之激烈，令人难以想象。第八师奉命撤下火线时，八千官兵仅剩700多人。在国军精锐师仅能坚守7天的情况下，陶峙岳率杂牌师，在缺乏支援和重型武器的情况下坚守阵地21天，由此赢得“抗日名将”的美誉。

1938年陶峙岳被调往陕西河防部队，任第一战区第一军军长。1940年任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1941年任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陕西民众动员指挥部参谋长、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1942年任第37集团军总司令。1943年秋调往酒泉担任河西警备总司令。1946年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新疆警备总司令。同年夏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新疆和平起义的领导人

新疆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之一，当时形势异常复杂。在新疆，78师师长叶成和179旅旅长罗恕人都是反苏、反共的重要代表。同时，马呈祥的骑五军思想顽固，保留强烈的地方割据观念。此外，乌斯满武装土匪也是一股顽固的反动势力。陶峙岳到新疆后，以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的身份采取了一系列团结措施，缓和了新疆内部矛盾，稳定了新疆局势。

1949年2月，李宗仁电令陶峙岳将新疆驻军留一个旅担任边疆防务外，其余驻军全部调入关内，准备抵抗解放军渡江。陶峙岳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愿参加内战，但是迫于形势，表面上作出了内调之势；同时拟定一个详细的部队开拔计划，预计需开拔费八百万元，托人带去广州交给李宗仁。3月，他在新疆警备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要求各师、旅长报告部队的思想状况。会上，顽固派表明其主战的立场，陶峙岳不动声色。会后，陶峙岳运筹帷幄，积极争取，缓和了与主战派的矛盾。

1949年7月23日，陶峙岳明确宣布：“今后坚决执行对外增进中苏亲善、对内实现民族平等、确保新疆和平安定的政策，驻新疆国军在本人指挥下，一本已定方针为新疆和平前途而贡献全部力量。”8月14日，中共中央在苏联的帮助下，派遣邓力群到新疆伊宁建立“力群电台”，陶峙岳积极配合。8月19日，陶峙岳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邀请南疆警备总司令赵锡光会面，互相交换了疆南疆北的情况，并达成三条和平约定。

9月上旬，甘肃酒泉的国民党驻军和平起义，陶峙岳趁机安排两个营接管玉门油矿，确保玉门油矿免遭破坏。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主战顽固派多次以入关为请。陶峙岳和他们就部队内调问题，联系全国局势与新疆实情，分析利弊，使内调之事得以延缓。9月19日，叶成接到胡宗南急电，要求他们把部队转移到南疆待命，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连夜商量，决定胁迫陶峙岳将部队转移至南疆继续顽抗。

此时，陶峙岳处境十分危险。在紧急时刻，叶成鉴于私情，于当夜至陶峙岳处，告知其密谋之事。陶峙岳立即留住叶成，并摇电话约马呈祥、罗恕人商谈，再次晓之以理，化解了这场危机。此时恰逢西宁解放，马家巢穴捣毁无余，马呈祥无心恋战，表示愿意交出部队，叶成、罗恕人见势也拟将离去。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陶峙岳等请示中央后，促成叶成、马呈祥、罗恕人携带财产于1949年9月25日离开新疆。当天，陶峙岳立即领衔发布起义通电。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疆“九·二五”和平起义。这次和平起义避免了一场危及新疆各族人民安宁和国民党10万官兵的动乱灾祸，确保西北边疆局势的稳定。

屯垦戍边的建设者

新疆和平解放之前，陶峙岳和赵锡光相约，新疆一旦和平解放，他们把部队交给解放军后解甲归田。解放军顺利进入新疆后，陶峙岳所属的原国民党军队接受整编，成立解放军第22兵团，任命陶峙岳为兵团司令员。毛主席劝说陶峙岳改变解甲归田的想法，共同建设祖国边疆。

22兵团自成立之后，首先开展了改造官兵世界观的教育运动，同时还建立了各级党委会。在此过程中，陶峙岳也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认识，开始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理论书籍。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休整，这支部队很快成为了新型的人民军队。

1950年3月，为了缓解新疆地区粮食供应的问题，22兵团的10万官兵在陶峙岳将军的率领下开赴玛纳斯河流域开荒地、办农场、建城市。为贯彻执行在玛纳斯垦区植棉2万亩，实现亩产籽棉400斤的任务，1952年冬天，兵团在石河子举办了植棉技术训练班，陶峙岳经常带头参加听课，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争夺大面积棉田高产的工作中。他经常深入各团场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经过陶峙岳和广大官兵的努力，玛纳斯河垦区各团种植的2万亩棉花终于获得空前丰收，亩产籽棉超过400斤，创造了当时全国棉花亩产量的最高纪录。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1952年下半年，陶峙岳亲自主持在石河子苇湖地边挖了一条渠道，全长约10多公里，名之曰“两利渠”。一利于灌溉，一利于排水种地。他在石河子待了一段时间，几乎每天亲自督查，并和战士们同甘共苦，挖渠引水。为了满足全面开发的需要，还修建了蘑菇水库、车排子水库、大海子水库等十几个水库。

石河子原来是迪化到伊犁的一个小小食宿站。王震同志根据中央决策部署，决定在这里规划建设石河子新城，陶峙岳积极支持和参与规划建设石河子新城的工作。建城之初，他委托在湖南长沙工作的长子陶天健帮助招聘泥工、烧窑工、油漆工、机械工、木工等技工三十多人，投入石河子建城工作。建设期间，王震、陶峙岳等各级领导人，经常深入到连队、教连队干部关心战士生活。劳动时，又深入工地，和战士们一起劳动。石河子新城就这样在广大军垦将士的共同努力下建造起来，成为“戈壁明珠”。

九旬高龄入党的共产党员

1950年，王震将军曾准备介绍陶峙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却觉得自己前半生在国民党阵营中，自惭形秽地说：“不敢往这方面去想”。王震的理解是，他在政治上有“自卑心理”。

1952年7月，王震同陶峙岳赴石河子。途中王震又问陶峙岳对入党有什么看法，愿不愿意入党。陶峙岳虽然十分感激王震同志的深切关怀，还是不敢申请入党，真诚地说：“我不敢轻易启齿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他虽然没有申请入党，但是心中却坚定了一理想：争做一名先进分子，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激励自己。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亲身经历了生产战线上艰苦的战斗历程，看到新疆各个方面发生飞跃的变化。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些鼓舞人心的业绩，使陶峙岳对中国共产党更加敬佩。因此，陶峙岳从实践中确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也感到做一个共产党员是非常有意义的，是无限光荣的。这是陶峙岳在数十年曲折迷误和辗转反侧中，在革命先行者们的人格力量和感召力量的影响下认定的真理。

1965年，陶峙岳排除了以往的自卑心理，通过张仲瀚同志向党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不久，“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这件事情也就被长期搁置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取得巨大的成绩，这给予陶峙岳加入中国共产党以莫大的鼓舞。

1982年5月，陶峙岳再一次向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9月28日，陶峙岳长期入党的愿望终于实现，90高龄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感到万分激动，为自己走向崭新的生活道路而高兴不已。百感交集之下，陶峙岳写下这样一段话：“在有生之年，仍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在建设祖国、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中，竭尽绵薄之力。同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不辜负党对自己的期望”。

1983年6月，陶峙岳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8年12月26日在湖南长沙病逝，享年97岁，这位情系新疆的共和国上将走完了他传奇而不平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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