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泗淇，原名姜凤威，湖南省宁乡县人，历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八路军120师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甘泗淇信仰坚定、志虑忠纯、作风质朴，在长期的革命、建设生涯中，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

坚持真理，恪尽职守。甘泗淇出生在一个普通农家，家中兄弟姐妹众多，家境贫寒，生活清苦，因自幼聪慧、勤奋好学，被父母送到家乡小学读书，后从宁乡云山中学考入长沙的湖南师专，成为当地十里八乡为数不多能够走出去的读书人。在长沙学习期间，甘泗淇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立志为穷苦大众谋翻身求解放，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为党的革命工作倾注了许多心血。1927年春，甘泗淇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革命理论。1930年，甘泗淇完成学业回国，在中央秘书处从事文字翻译工作。一年后，被中共中央派往湘赣苏区，先后担任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湘赣军区政治委员兼省委宣传部部长。

在湘赣省委工作期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和泛滥，时任省委主要领导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遭到无端逮捕和审押。面对这些错误行为，甘泗淇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操守，坚决抵制和反对，并拒绝揭发省委主要领导所谓的“右倾错误”，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理，被撤销在部队中的职务，调任湘赣省委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国民经济部部长。对于“左”倾错误思想，甘泗淇既做到毫不妥协退让、绝不违背党性原则，又自觉服从组织安排、悉心尽力做好地方工作，严格坚守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甘泗淇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后改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作为红二军团政治工作的直接领导，甘泗淇在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夏曦大力执行错误路线、致使红二军团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形势下，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想方设法做好党组织重建工作，努力配齐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确保红二军团政治工作大局稳定。

勤勉务实，政绩卓著。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所在的根据地大都地瘠民贫、生产落后，又面临敌人的封锁、“围剿”和“扫荡”，部队武器装备差、工作条件差、生活保障差，如何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开展军队政治工作，是十分现实而迫切的重大问题。面对实际情况，甘泗淇想方设法、群策群力，针对性开展各种活动活跃部队文化生活，将政治工作融入各种文化活动，要求把作为部队文化活动场所的俱乐部普及到每一个连队，丰富官兵精神文化生活，使部队的政治文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解放战争时期，甘泗淇主要在西北野战军(后改称第一野战军)协助彭德怀司令员等做好整军打仗、巩固扩大根据地、解放大西北工作。其中，1947年冬至1948年春，在甘泗淇的大力组织和领导下，西北野战军深入进行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大大提升了部队整军备战的能力水平，实现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和民主运动的新发展。“诉苦三查”期间，甘泗淇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连队，细致了解部队指战员的思想状况，细心调研新式整军运动开展情况，和战士一起参加诉苦大会，大力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成为其他解放军部队学习的先进典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甘泗淇主要负责全军国防工程部队政治工作。由于国防工程的特殊性、保密性、安全性、战略性等特点，施工地点多位于山、海、林、边、岛等各种配套设施相对较差的地区，工作任务重、压力大、条件差，更需要积极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以推进宣传鼓动工作。在甘泗淇的建议和支持下，在国家和军队经费保障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解放军总政治部克服各种困难和条件制约，对国防工程施工部队的文化活动经费和配套文体设施优先分配、优先供应、优先建设，全力保障高山深处、林海雪原、边防海岛和一些荒无人烟地区的施工部队能听到广播、看到文体节目，既改善了部队文化生活，又融教于乐、乐中受教，使广大施工官兵身在苦中不怕苦、乐在苦中立新功。

革命伴侣，夫妻将星。甘泗淇的夫人李贞，是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唯一的一名女将军，她和甘泗淇也是当时全军授衔将帅中唯一的一对“夫妻将星”，成为我党我军史上的一个传奇、一段佳话。在两人近30年的伴侣生活中，一同经历了革命岁月的腥风血雨，一同经受了峥嵘岁月的苦辣酸甜，一同经过了伉俪岁月的相濡以沫，真正称得上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甘泗淇与李贞相识于1931年，彼时甘泗淇刚从苏联学成归来，李贞已经是斗争经验丰富的“老革命”。第一次见面，李贞端庄矫健的良好形象和泼辣干练的工作作风就给甘泗淇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样，温文儒雅、博学广识的莫斯科中山大学高材生甘泗淇也让李贞感觉很好。1934年经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的牵线说合，两人关系逐渐确立，并于1935年正式结为革命夫妻。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怀有身孕的李贞因辛苦操劳加之物质条件极为匮乏，造成孩子早产并在尚未走出草地时就不幸夭折，此后再也没有过孩子。经历丧子之痛后，夫妻二人相互照顾、互相鼓励，最终顺利到达陕北，共同完成了身体上、心理上、思想上的“伟大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两人都在繁忙的岗位上继续为党和人民辛勤努力工作，始终保持着革命时期的节约简朴、清正廉洁。由于李贞在战争年代失去了生育能力，他们就将烈士遗孤和干部子女视为亲生儿女，先后抚养了20多位烈士和干部子女，以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质朴情怀真挚做到了“我们革命者，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是为了革命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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