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文化都是以符号化的思维及符号化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不同符号的表达，蚕桑文化也不例外，远古时期的华夏民族群体生活中，留下了内涵丰富的以蚕桑为中心的图像符号、传说及史实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中国农耕社会的原初面貌以及变迁发展。以桑、蚕、丝为主要内容的蚕桑文化元素，成为华夏民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蚕丝及蚕丝服饰成为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礼治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

关键词：蚕桑文化；符号构成；礼治内涵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7)06-0171-07

蚕桑文化是中国农业文明的重要分支，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之中，始终有一条绵延不断的溪流，那就是蚕桑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远古人类就留下了养蚕活动的踪迹，在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长河中，更积淀了大量与桑、蚕、丝相关的文字符号、诗歌、神话、风俗、礼仪制度、服饰艺术、生产组织形式、贸易等等文化元素，形成蚕桑文化的丰赡内容，并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以礼治国的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蚕桑文化的物化表现形式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并一度成为世界文化的主轴，本文拟就蚕桑文化的符号构成以及与儒家文化之礼治思想的紧密关系，探索蚕桑文化的构成元素及内涵意义。

一、蚕桑文化的符号构成

文化的雏形往往以符号的形式出现，一个看似简单的符号，有可能就是源远流长的某种文化内涵的最初表现。恩斯特·卡西尔对符号的认识非常深刻：“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他甚至认为：“符号系统的原理，由于其普遍性、有效性和全面适用性，成为打开特殊的人类世界——人类文化世界大门的开门秘诀!一旦人类掌握了这个秘诀，进一步的发展就有了保证。”美国文化人类学家C·吉尔兹认为：“人类为了传达关于生活的知识和态度，使之得到传承和发展使用的、以象征符号形式来表达的继承性的观念体系。”

因此，要探究蚕桑文化的内涵，从分析其构成符号的角度进行认识是非常有效的。人类的符号体系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大类，图像是典型的非语言符号，也是语言符号的雏形，也是语言符号体系形成之前，远古人类用以表达其现实生活状况和现实情绪的重要手段。

(一)蚕纹图像符号

根据考古资料得知，华夏民族养蚕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

远古陶器上所刻画的蚕纹图像符号，是形成蚕桑文化最原始的表现元素。西起甘肃、陕西，东至山东，东南到江浙，北至辽宁，这么广阔的地域范围内所发掘的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的器物上，均反映出华夏民族对蚕的崇拜。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蚕和蚕蛹造型器物的地点很多，如江苏吴县梅堰遗址‘出土的黑陶刻画蚕纹；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蚕钵；山西芮城县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出土的陶蛹；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蚕蛹；江西靖江筑卫城的蚕形和蛾形印纹陶饰；辽宁沙锅屯出土的石蚕；安阳殷墟出土的土骨蚕等÷都’是确凿的证明。考古鉴定，这些土陶器物上的蚕纹符号或各种石蚕或陶蚕蛹，最早出现的时间在新石器晚期。这说明早在6000多年前，远古人类可能已经在较为广泛的地区发现了蚕的活动，并对这种神奇的生物观察得非常仔细，甚至完全可能开始享受到野蚕丝所带来的益处，并由此而产生对蚕的崇拜，故而在表达敬意时使用的一些器物，刻画上蚕纹，或干脆就制作出蚕形象的实物，这样的符号是蚕桑文化的最初发端。这些刻画在土陶、土钵上的蚕纹，以及制作的石蚕、蚕蛹等，反映了华夏民族祖先在数千年前可能就知道蚕的习性，甚至可能还发现了蚕丝的特性。

1926年，山西省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半个子割的茧壳，此发现引起世人特别的兴趣。主持此次西阴村考古的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李济博士，虽然此次发现的受到中国考古学界的质疑，认为是混入的更晚时期的茧壳。关于这半个茧壳是否属于家养蚕茧的问题，不断有相关的研究者提及，周匡明的文章《“嫘祖”发明养蚕说考异》，认为这半个茧壳可能显示远古人类开始知道取食蚕蛹，并推论华夏民族因此而发现蚕茧可以抽丝，这个偶然的契机完全可能产生质的飞跃，即蚕丝就此被发现。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事业得到国家的支持而取得长足的进步，由于蚕丝与中华文明的紧密关系，在考古中也受到极大的重视。1958年，在浙江吴兴县钱山漾良渚文化的遗址，出土了丝线、丝绳、麻布、稻谷、细麻绳、棕丝刷子，以及盛有绸片、丝线、丝带、麻布片的竹筐。绸片还未碳化，但已变质呈黄褐色，细致、平整、光洁，至少由20多个茧缫制而成，同时出土的丝带已完全碳化。迄今为止，这是我国南方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丝织品，并且中国考古界和纺织界都认同钱山漾绢片的可靠性。钱山漾遗址经C14测定年代法确定为公元前2750年左右，也就是距今有4700多年，根据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推算，这说明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绸片、丝带等，应是虞夏或更早时期的残存物。钱山漾的绸片和丝带说明，早在四千多年前，家蚕丝的使用就出现了。

考古还发现，到殷商时期，由于家蚕丝的增多，丝绸在祭祀礼仪中已经广泛使用，如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使用织物包裹的有50多件，而其中40件左右的包裹织物是丝织品。1984年在河南荥阳青台村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的丝织物残片，这些纺织品大部分在埋葬儿童所用的瓮内，用作包裹儿童尸体。这些丝织品残片的年代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是我国北方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丝织品实物。从出土的丝织品的丝纤维看来，是属于典型的桑蚕丝，也就是家蚕丝。所以，丝织品既是身份地位高的生者服饰，还是死者的随葬物品。这表明，在殷商时期，蚕丝已经成为了文化的元素了。

将考古的发现赘述于此，一是通过对华夏民族养蚕悠久历史的证据追述，确定蚕桑文化存在的实证基础，因为文化的研究，需要通过文化的遗存加以显示；二是理解古老的蚕桑文化与悠久的华夏民族文化之深切关系，认识到蚕桑文化是中华农耕文化的核心成分之一。

(二)以“桑”为核心的语言符号

在河南安阳小屯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就有“桑”的文字符号，完全以桑树为形，是典型的象形文字。甲骨文就其本身的形态而言也属于图像符号，但是它已经变成意义相对有序和连贯的符号，故已经有语言的特点了。

与“桑”相关的语言符号出现，相对于蚕纹图像符号而言，晚了许多的时间，文化典籍中，以《山海经》为最重要的代表，反映了蚕桑文化的内涵。蒙文通和袁珂对《山海经》都有深入的研究，蒙文通认为《山经》为古巴人所作，而《海经》为古蜀人所辑。袁珂则认为《山海经》作者是战国初期或中期的楚国人所作。他们都认为《山海经》所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环境和面貌，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把《山海经》看成信史进行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山海经》的研究观点有些变化，如段渝认为《山海经》是侧重反映上古历史的珍贵古籍，有许多神话传说，与史实有很大不同，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由原始蒙昧阶段向高级阶段渐次前进的过程，《山海经》应该是巴蜀文化或楚文化的雏形，《山海经》是远古社会现实的折射。所以，无论把《山海经》看成信史还是非信史，正好说明文化的生成初期是介于历史与神话之间的，特别是原始文化，本身就蕴藏有丰富的神话、习俗、宗教、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文化元素，正好是研究文化起源的重要资料。

《山海经》中对“桑”的记载非常多。桑、空桑、三桑、帝女之桑、扶桑、梓桑均是对桑的称呼。关于“桑”的记载，《东山经》、《西山经》中都有记载，最丰富的要数《中山经》的记载：

又东北三百里曰隅阳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芟，其木多梓桑。

又东南四十里曰鸡山，其上多美梓，多桑，其苹多韭。

又东五十里曰宣山，沦水出焉，东南流注于视水，其中多蛟，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叶大尺余，赤理黄华青拊，曰帝女之桑。

可以推想，古蜀地就有大片郁郁葱葱的桑林，可见，在遥远的古代，我们的先民的生活中就与“桑”结下不解之缘。《东山经》中还提到“主东次二经之首，曰空桑之山。”其实，“桑”在另外的典籍中也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如《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淮南子·本经训》中也记载：“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楚辞·九歌·大司命》中也提到：“君回翔兮以下，逾空桑兮从女。”研究者认为，“空桑”既是地名也指巨大的树干中空的桑树，与母腹子宫相似，具有生育的内涵。“空桑”之说由来已久，且声名远扬。颛顼的降生神话，伊尹的身世传说，成汤的祷雨记载，都与桑树关系密切。这都能证明桑作为文化符号具有的丰富内涵，桑与远古先民生活不仅密切相关，且闪耀着神圣的文化之光。

由“桑”这个文化元素衍生出的还有“丝”和“蚕”“女”。

《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

呕丝之野在反踵东，一女子跪据树呕丝，三桑无枝，在呕丝东，其木长白仞，无枝。范林方三百里在三桑东，洲环其下。

这段文字将蚕桑文化的核心元素几乎都概括了。“呕丝之野”“女子”“据树呕丝”“三桑”，是蚕桑文化最为集中、最早期的原始发祥观点。“呕丝之女”既是蚕的化身，也是后来传说中马头娘化身的起源，同时也是中国农耕社会分工一一男耕女织——的解释，“女”兼具“吐丝之蚕”和“织丝之女”的功能。

从蚕纹图像的发现到蚕丝在远古使用以及“桑”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元素可知。蚕桑文化就是由“桑、蚕、女、丝”构成的四位一体的核心符号元素。蚕桑文化的物质载体蚕丝，其精神内涵与儒家礼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蚕桑文化蕴含的礼治意义

(一)儒家文化对“礼”的解释

要弄清蚕桑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联系，需对以“礼”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有基本的理解。先秦时期，“礼”几乎囊括所有的生活内容，大到封疆建国，小到容止周旋；外至慎言修行，内至导情正性。同时，“礼”还规范人伦、辨定上下、顺导人情、自曲礼人。对“礼”的解析，首先见于孔子《论语》中。孔子讲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是国君用品德教化治理国家。并且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礼”是保证“德”施行的有力工具，齐之以礼的含义就是用一定的外在形式规范人的行为，而衣着服饰可以看作是外在规范的内容之一，这就为蚕丝服饰的使用留下了空间。

孔子对“礼”在人生中的作用解释，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礼”成为人生中的重大事件的外在表现。孔子还不断地强调以礼让为国，民无信不立，并且对与“礼”连带的上下关系也说得很清楚，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体现了孔子对“礼治”重要性的强调。

孟子对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也有论述。他认为饱食暖衣，逸足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同时，孟子对蚕桑生产与“礼仪”、“仁政”、“德治”的关系说得十分直截了当：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处，孟子认为传统农耕社会的两项基本需求是“吃”与“穿”，而衣服所费，可以通过栽桑养蚕来实现。吃饭、穿衣的问题解决了，社会秩序的问题也就人体解决了，百姓如此生活，国君没有不能称王的。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也专门论“礼”，荀子在《礼论》一文中，对礼之起、礼之本、礼之治、礼之服等，都有解说：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治所起也。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具善，人道毕也。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

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

卑晚、黼黻、文织，资粗、衰絰、菲璁、菅屦，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衣服者也。

荀子认为“礼”起源于先王为制止人之物欲泛滥，是为“礼治”；而“礼”的根本在天地、先祖、君师，即施行“礼”的对象是天、地和君王及师长；“礼”的体现又重在“生”与“死”两个环节，所以君子要敬始而慎终；“礼”的方式是中和，即损有余而补不足；“礼”的外在形式之一是服饰，特别是庄严、吉庆、愉快的时候，就要穿着华美的丝绸绣服。所以，蚕丝绣服就成为“礼”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

考察华夏民族的蚕桑生产的历史渊源，可以发现，统治者重视桑、蚕、丝的生产，与儒家文化倡导的“以礼治国”紧密相关，而蚕丝的生产成果转化为与“礼治”联系的载体就是蚕丝服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十二章服饰。

(二)十二章服饰所蕴含的“礼治”意义

丝在虞夏之时已作为贡赋上交。《尚书。禹贡》开篇写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济水与兖州一带，贡品是漆和丝及丝织品；渤海至泰山青州一带，贡品包括丝、麻、锡、松、石头等；徐州一带，贡品是大山鸡、五色土、优质桐木、石料、蚌珠、鱼、黑绸、白绢；淮河与黄河之间的扬州一带，贡品包括贝锦；荆州与衡山一带，贡品包括彩色丝绸与珍珠；荆山黄河之间的豫州，贡品包括漆、麻、细葛、细绸、细丝锦。由此可以见，蚕丝在虞夏之时，就作为重要珍贵物品而进贡朝廷。而蚕丝作为服饰并绘制特殊的花纹，在《尚书·益稷》中记录了舜帝与禹之间的对话，舜帝提出服饰的图案：

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烯绣。以五失彰施于五色，作服。

这里说的衣服上的十二种花纹，就是著名的“十二章”的起源，这些花纹，都是绘制在丝绸服饰上的，以后历代帝王通过丝绸服饰上的图案反映国家礼治与秩序的开端就此肇始。在《后汉书·舆服志》里更清楚地规定，皇帝衣饰日、月、星、辰等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公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备五彩。装饰于古代天子衣服上的不同花纹，象征帝王统治下各氏族或与各氏族相关的天神地祇，这些花纹表示天子能够得到诸神的帮助，且能使臣下知晓并服从。由于制作服饰的原料为蚕丝，故礼治内涵与蚕丝融合一体。

绘有十二章的蚕丝服饰的图纹规定，君臣之间有严格的差别，不得逾越。《清史稿》载：

衮服，色用石青，绣五爪正面金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其章左日、右月，万寿篆文，间以五色云。

朝服，色用明黄，惟祀天用蓝，朝日用红，夕月用月白。披领及袖皆石青，缘用片金，冬加海龙缘。绣文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腰帷行龙五，衽正龙一，襞积前、后团龙各九，裳正龙二、行龙四，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各一。列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蟲、黼黻在衣，宗彝、藻火、粉米在裳，间以五色云。

服饰的意义由文化衍生而来，并由文化传递着，同时也在各种文化情境中交流着。把服饰视为文化之物进行研究，意在探讨组成服饰文化信息的生成传递系统，服饰体现着集体价值观处于生成与再生成的过程中，并且，服饰总以一种对文化的新的组合方式传递着文化信息。服饰外观形式源于文化可提供的各种抽象意象或表现，服饰作为一种符号形态在文化情境中被理解和传递，蚕丝服饰因其外在的华丽而往往展示幸福、优雅、华贵、庄重、富丽、吉利的意义，而麻制服饰，特别是粗麻服饰，则往往表示悲痛、凶险等意义。古代服饰所蕴含的意义，郭沫若这样认为：

古代服饰是工艺美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资料甚多，大可集中研究。于此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各兄弟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历代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大可一目了然，是绝好的史料。

历代劳动人民，无分男女，他们的创造精神，他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毅力，具有强烈的生命脉搏，纵隔千万年，都能使人直接感受，这是值得特别重视的。

郭沫若对服饰内涵的作用和价值的认定，是研究服饰文化与华夏文化关系的宏观定位。对服饰文化有系统研究的沈从文指出：汉代以来的史志中包括《舆服志》、《仪卫志》、《郊祀志》、《五行志》等，是对上层统治者朝会、郊祀、燕享等活动时服饰的仔细记载；而私人著述中，如《西京杂记》、《古今注》、《拾遗记》、《酉阳杂俎》、《灸轂子》、《事物纪原》、《清异录》、《云仙散录》等，也对服饰的意义多有记载。单就蚕丝服饰而言，周代“珠玉锦绣不鬻于市”，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兼并而法规制度被打破，成留、襄邑彩锦，齐、鲁细薄丝织品，均出现于诸侯聘问礼物之中。并且，服饰的缤纷、灿烂、华美，大量反映于诗歌之中。所以，蚕丝通过服饰反映儒家“礼治”思想，实乃清楚明确之事。

三、蚕桑文化促进儒家“礼治”的形成

(一)先蚕制度与儒家“礼治”的联系

蚕桑文化的一个外在表现形式是先蚕制度。先蚕制度凸现了蚕桑生产与儒家“礼治”思想的密切联系。儒家治世重在“德治”，“德治”的手段就是“礼治”，而“礼治”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在一定场合穿具有特定礼仪形式的服饰，而蚕丝绣服、蚕丝服饰需要蚕丝生产获得保护，故而需要祈求蚕神保佑丰产，祈求保佑需要仪式，故先蚕制度诞生并传承下来。

儒家经典《周礼》，详细地记述了西周政治制度，《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开篇即规定了“礼”之作用在为国君辨方正位、体国经野，“礼典，以和邦国”，“礼俗，以驭其民”，因而为系列官职列出了具体的职责：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

典丝：掌丝入而辨其物，以其贾楬之。掌其藏与其出，以待兴功之时，颁丝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赐予，亦如之，及献功，则受良功而藏之，辩其物而书其数，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赐予，凡祭祀，共黼画組就之物。丧纪，共其丝纊組文之物。凡饰邦器者，受文织丝组焉。岁终，则各以其物会之。

据此可知，蚕丝的最初价值，既非审美之用也非经济之用，更非御寒之用，而为祭祀所用，或天子作赏赐之用、祭祀之用，或用以装饰国之重器，因此，我们可以推知蚕丝与国之大统、邦国之治是联系在一起的。不仅如此，通过《周礼》中所记载的丝绸服饰在祭祀蚕神等各种祭祀场合的颜色、样式的要求，还可以看出，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套以蚕丝作为外在符号的礼治制度，这就是由王后亲自主持的、与国家民生相联系的、化育天下人的先蚕制度。

《隋书》卷七中较详细记载了从周至隋朝时期的祭祀先蚕的制度。

《周礼》王后蚕于北郊，而汉法皇后蚕于东郊。魏遵《周礼》，蚕于北郊，吴韦昭制《西蚕颂》，则孙氏亦有其礼矣。晋太康六年，武帝杨皇后蚕于西郊，依汉故事，江左至宋孝武大明四年，始于台城西白石里，为西蚕设兆域。置大殿七间，又立蚕观，自是有其礼。

后齐为蚕坊于京城北之西，去皇宫十八里之外，方千步。蚕宫，方九十步，墙高一丈五尺，被以棘。其中起蚕室二十七口，别殿一区。置蚕宫令丞佐史，皆宦者为之。路西置皇后蚕坛，高四尺，方二丈，四出，阶广八尺，置先蚕坛于桑坛东南，大路东，横路之南。坛高五尺，方二丈，四出，阶广五尺。外兆方四十步，面开一门。有绿祷襦、構衣、黄履，以供蚕母，每岁季春，谷雨后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蚕黄帝轩辕氏于坛上，无配，如祀先农。礼讫，皇后因亲桑于桑坛，备法驾，服鞠衣，乘重翟，帅六宫升桑坛东陛，即御座。女尚书执筐，女主衣执钩，立坛下。皇后降自东陛，执筐者处右，执钩者居左，蚕母在后。乃躬桑三条讫，升坛，即御座。內命妇以次就桑，鞠衣五条，展衣七条，祿衣九条，以授蚕母，还蚕室，切之授世妇，洒一簿，预桑者并复本位。后乃降坛，还便殿，改服，设劳酒，班赉而还。

隋制，于宫北三里为坛，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乘重翟，率三夫人、九嫔、內外命妇，以一太牢，制币，祭先蚕于坛上，用一献礼。祭讫，就桑位于坛南，东面。尚功进金钩，典制奉筐，皇后采三条，反钩。命妇各依班采，五条九条而止。世妇亦有蚕母受切桑，洒讫，还依位。皇后乃还宫。

从以上的引文中，可以看出国家对蚕事的高度重视，设蚕坛、蚕观，皇后亲蚕，穿上特别颜色的衣裙和鞋子，祭祀先蚕之太牢与祭祀先农的规格一致，嫔妃、命妇、蚕母恭敬地接受切桑等等，这一切都体现了先蚕制度与华夏礼仪制度的密切关系。

礼仪制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成分，《礼记·祭统第二十五》中说得非常明白：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古唯贤者能祭之义。……是故天子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诸侯耕于东郊以共齐盛，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天予、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礼记》中还明确提到天子亲耕、皇后亲蚕，是致诚信、敬神明的祭祀方式，故此可以看出，先蚕制度是中国农耕文化的组成部分，先蚕制度与华夏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蚕织图》教民蚕桑

《蚕织图》是历代《耕织图》中的关于栽桑养蚕部分图本的总称。自南宋开始出现《耕织图》以来，到清光绪年间，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都绘有当朝的《耕织图》向百姓传播，绘图以及配诗的大多都是当朝画家及著名文人，因而历朝也有相应的《蚕织图》。《蚕织图》从一个角度体现了统治者以“礼”治国的思想。

现存的最早的《蚕织图》摹本是南宋临安于潜令楼璃命人绘制的，此图将浴蚕至剪帛的二十四事，绘制为图：

浴蚕、下蚕、喂蚕、一眠、二眠、三眠、分箔、采桑、大起、捉绩、上簇、灸箔、下簇、择茧、窖茧、缫丝、蚕蛾、祀谢、络丝、经、纬、织、攀花、剪帛。

楼命人绘制的《蚕织图》，每图配以五言八句诗，将蚕桑之事，图文并茂、曲尽情状地展示了出来，被誉为我国最早完整记录栽桑、养蚕、缫丝的画卷，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农业科普画册。南宋著名学者郑樵曾经说过：“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据清人焦秉贞编《丛书集成》中，录有南宋嘉熙改元正月楼璃曾孙所题《耕织图，后序》，谈到绘制此图之目的：

周家以农事开国，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稷以来，世守其业，公刘之厚于民，太王之于疆于理，以致文武咸康之盛。周公无逸之书，切切然欲其君知稼穑之艰难，至七月之陈王业，则又首言九月授衣，与夫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至于条桑载绩，又兼女工而言之，是知农桑为天下之本。孟子备陈王道之始，由于黎民不饥不寒，而百亩之田，墙下之桑，言之至于再三，而天子三推，皇后亲蚕，遂为万世法。……然人事既尽，而天时不可必，旱潦螟媵，既有以害吾之农，若夫桑遭雨而叶不可食，蚕有便而坏于垂成，此实斯民之困苦，上至人尤不可不知。

此段文字将自周朝以来农桑立国的道理，以及先王、圣贤对农桑的倡导和重视体现出来厂，因为“农桑为天下之本”，故百亩田之耕种、墙下桑之栽种、天子三推、皇后亲蚕，遂成为万世法度。统治者从“为政以德”的角度，采取“礼治”手段治理国家，要“治民”需首先“富民”，蚕丝因此而具有“登堂入室”的地位。蚕丝的生产，基于同样的原因，进入了统治者的视野。而《蚕织图》正是从这个角度实践统治者以礼治国的思想。甲骨文研究学者胡厚宣在其文章《殷代的蚕桑织物》考释中，指，出甲骨卜辞中有“蚕示三宰”、“蚕示三牛”、“省于蚕(快查看蚕事)”、“乎省于蚕(快查看蚕事啊)”的记录，它说明，在殷商时期，蚕丝的生产就受到极端重视。试想，如果不是事情关乎国家的兴衰大事，哪里值得如此大呼小叫地催促赶快查看蚕事呢!

在儒家经典著作《礼记》中，对蚕桑的时令安排以及与星象的关系等都涉及到了。如在《礼记·月令第六》中，提到蚕桑之事的时令规定：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在星中，旦牵牛中，……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黄色衣服，色如黄色桑叶，祈求蚕事丰收)于先帝。命舟枚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于始乘舟，荐鲔(古书中指鲟鱼)于寝庙，为麦祈实。……是月也，命野虞无伐桑拓。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具曲、植、蘧、筐。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蚕事既登(成)，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惰。

根据《礼记》成书的大致时间判断，使用的是夏历，故《礼记》中提到的季春之月，应是四月左右，这正是桑树发芽生长的时候，桑树的长势，直接关乎养蚕的多少和蚕丝的质量的问题，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前就懂得了桑树生长的时令规律，《隋书卷十九·天文》中对栽桑养蚕的时间也有记载：

东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主劝蚕也。 ……织女三星，在天纪东端，天女也，主果瓜丝帛珍宝也。王者至孝，神祇咸喜，则织女星俱明，天下和平。大星怒角，布帛贵。每岁春月，各依乡土早晚，课人农桑。自春及秋，男十五以上，皆布田亩。蚕桑之月，妇女十五以上，皆营蚕桑。

隋朝以来，不但对蚕桑生产的时令有准确规定，并且将蚕桑、蚕丝的生产与百姓的生活相联系，对男耕女织的角色定位也开始显现，这是统治者教民蚕桑的体现。我们今天看到的历代《蚕织图》，以清代的保留最为完整，康、雍、乾、嘉、光几朝，均有完整的《蚕织图》保留下来。

任何一种文化都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蚕桑文化亦如此。在今天商业经济的冲击下，蚕桑生产已不再如其在传统经济中那样占据重要的份额，蚕桑文化也因为工业文明的冲击而处于十分边缘的位置。但是，中国蚕桑产业仍然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蚕桑经济仍然是农民直接经济来源之一。今天，中国蚕桑科技与产业也以新的面貌出现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而蚕桑文化也具有了新的内涵，蚕桑文化仍然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研究蚕桑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对中华文化精神的复兴。

鸣谢：徐骏栋、张娜参加本文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张颖超

作者简介：陶红(1964—)，女，四川泸县人，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文化人类学。

通讯作者：张诗亚，教授，博士生导师。